苏轼认为，自唐代时，唐太宗就开始以重金征集晋人法帖，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轴。这些书法作品中的《兰亭序》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，世人再也见不到了，其余的都收藏于皇宫中的秘府内。
到了武则天当政时，被她的两个面首张易之、张宗昌兄弟盗出不少。后来都陆续的流落到民间，后大多都被权贵人士王涯和张廷赏所收藏，所以上面都有着一个“涯”字的印章。后来王涯倒台了，府上被军士们抢劫。可军士们都只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轴，而将书法作品剥下来随手就扔了，李驸马家里的这些晋人贴也许就是被军士们扔掉的书法作品。
在京师时，王安石著述了一本《字说》，意欲刊行于天下，在这方面满腹经纶的苏轼当然不会买账。
单纯不买账也就罢了，心直口快的苏轼却要时不时地找茬来恶心王安石一下。其中最为著名的段子就是：
苏轼取笑王安石的《字说》道，如果以竹鞭马为“笃”，那么，以竹鞭犬，有何可笑？
还有，苏轼套用王安石曾说过的话，“鸠”字从九从鸟，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证据。苏轼戏谑道，《诗经》中说，鸤鸠在桑，其子七也。若是加上他们的爹娘，正好是王荆公所说的九个。
也有说苏轼因为不满《字说》贻害天下，曾找到王安石当面理论过。苏轼举例说，拿“犇”和“麤”而言，牛之体壮于鹿，鹿之奔速于牛。但是，三个牛字组合起来却成了奔跑之意，而三个鹿字组合起来怎么就成了粗壮之意呢？
当时的王安石被问得哑口无言，脸红脖子粗的。
因此，有人推测，后来的党伐之论，越来越激烈。以至于苏轼的黄冈之贬，也许不全是因为诗稿里的攻击，似乎还与苏轼对王安石《字说》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关系。
苏轼要离开京师了，侄子苏林的寡妻带着两个孩子苏彭与苏寿也同行去了陈州。
宋时自京师开封府到陈州，走水路极为便利。在舟行水上之时，苏轼还不忘作几首小诗以自娱。当然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当时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，无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。
到了陈州，除了与苏辙一家的欢聚外，苏轼还拜见了恩师张方平，此时的老张正出任陈州的知州。
在知州张大人府上，苏轼看到了张方平近来读杜子美的诗作，也乘兴和诗一首。
这是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，苏轼在三十六岁正值壮年，在他的和诗中，苏轼以李太白的古风提唱，用下平四豪这种难韵唱和张方平的这种读杜诗，本身就极有难度。况且，在苏轼的和诗中，能够做到主宾判然，疏密相间，在大量的排比之间，施以流走之法。这样下来，全诗的面目似杜，而气骨却是苏轼的，既有杜子美的步步为营的缜密，又有苏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。
“恨我无佳句，时蒙致白醪。殷勤理黄菊，为遣没蓬蒿。”
这种直白通达的诗句，使得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纪晓岚先生赞叹有加。纪晓岚评价道：字字沉稳，句句飞动，而结尾蕴藉，此为诗人之笔！
八月初十，苏轼与当时的陈州州学教授试国之四门助教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。
这时候的苏辙刚到陈州，脾与肺间都有暗疾，正好当时陈州有一道士叫王江，授以道家的服气之法，试后顿觉有效，于是苏辙严加练习，后来竟终身修习不辍。
崔度这个人，精通经史子集，熟知各项事务，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个人才。后来，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，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，拜托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。
此时，杭州府过来迎接苏轼的官差还尚未过来，一旦公人过来，苏轼就得立马动身南下。
熙宁四年。
八月二十五，张方平被判以南京御史台（官署名，掌拜表行香，纠举违失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