源的荆襄流民生生逼到自己的对立面。后来镇压荆襄流民数次起义，耗费白银千万两计，最后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流民在当地开垦的权利，被设置了流官管理。荆襄一旦稳定后发展很快，人口和经济都飞逝增长，甚至成为了华中一带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，“湖广熟、天下足”的谚语是明代中期以后流行的，其中荆襄流民的贡献也功不可没。
而这一次朝廷委派原杰去治理荆襄流民的附籍，就是明白了荆襄流民靠封锁、驱逐，杀戮是行不通的，朝廷才不得不接受，让原杰抚治荆襄流民，看看，把以往的镇压，变成了抚治，这就是一个转变，往年来，大明对付这些流民采用了边关的防守办发，以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的办法来防止流民的重起流入，但社会矛盾没有解决，饥寒交迫的农民入山就食，势不可止。朱见深也是很无奈，升任为左副都御史的原杰前往规划抚治。
章子俊知道，在往后的几年中，原杰又以襄阳府所属郧县居竹山、房县、商县、洛南、上津中，修筑道路，且距襄阳甚远，山林深阻，将吏鲜至，遇事发难以驭制，便拓宽其城，设置郧阳府，以上述各县附辖。还置湖广行都司，增兵设戍。另于西安府增山阳县，南阳府增南召县、桐柏县，汝州增伊阳县。原杰另荐举御史吴道宏抚治郧阳、襄阳、荆州、南阳、西安、汉中六府。经过原杰规划抚治，荆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解决。
这可是一个基础设施大爆发时期，这些地方往后筑路造房就是一个无底洞，现在原杰自动有求自己，那就是个机会，章子俊故意深思良久，最后一声叹息道：“原大人是本府敬重之人，现在原大人碰到了难处，不顾自身安危，为历年来荆襄流民之害，前往规划抚治，下官要是不问不闻，对不起朝廷，对不起良心啊，没说的就跟原大人说，凡是能用的着章某人的，比如说修房、筑路，建城，本府积极配合大力支持，本府这里距离荆襄千里之遥，只要原大人把这些流民运过来，有多少芦州府全部接收附籍。”
这一次朝廷对荆襄流民的安置，由剿转抚是因为周洪谟著《流民说》引起，朱见深诏命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荆襄等处抚治流民。是因为右都御史李宾乃将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著《流民说》呈给皇上。其说曰：东晋时，松滋之民流至荆州，乃设置松滋县荆江之南，陕西雍州民流聚至襄阳，乃设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。其后松滋隶于荆州，南雍并于襄阳，迄今千载，百姓相安。今荆襄山谷旷远，民遭水旱而不能得到赈恤，则转徒于荆襄之势必不能禁。不如因而抚定，在其地置官吏，编里甲，宽徭役，则流民皆可为齐民。驱逐之法诚不可取。最后准奏，才有了这一次的变动。
不是说周洪谟著《流民说》起到了关键作用，而是这些年来，荆襄流民一波又一波成了打不死的小强，朝廷糜费了大量银钱，最后借由周洪谟的《流民说》顺势下台阶而已。
目前，在庐州就有几年前从荆襄之地来的流民已达万计，关于朝廷这一次下达的告文就张贴在南熏门处，上曰：“凡流民，皇上令勘籍，编甲互保，属在所里长管辖之。设抚民佐贰官。归本者，劳徕安辑，给牛、种、口粮。又从河南、山西巡抚於谦言，免流民复业者税。成化初至今，荆、襄寇乱，流民百万。项忠、杨璇为湖广巡抚，下令逐之，弗率者戍边，死者无算。今由祭酒周洪谟著《流民说》，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，使近者附籍，远者设州县以抚之。都御史李宾上其说。朝廷命原杰出抚，招流民十二万户，给闲田，置郧阳府，立上津等县统治之。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。帝从其请。
庐州知府令，凡在府地之流民，遵照帝从其请，想要归回故里的，开其路引，定居在此的有安居之所给户籍。”
什么叫做有安居之所，用章子俊的话说，就是已买了“廉居房”的就给户籍，这可是一枚炸弹，连年来这些“黑户”苦于没有身份，这一